八十年代

?序言

序言

自序

楔子

第一代（1900-1920）

三本书的命运

三位开路先锋：孙冶方、薛暮桥和于光远。三幅人物肖像：一位犀利，一位沉稳，一位潇洒。他们风格互补，是一个组合、一个团队、一道风景。

两份《初步意见》的背后

这分明是‘出边演边排边导的历史剧。历史常常是这样，高瞻远瞩的思想，一时不被接受。不过，凡是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，终究会成为人们的共识。

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：记1982年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

莫干山会在思想上和所涉及问题的面上是广泛而深刻的，但是影响有限。它本可以开得更精彩，影响更大，但是不得不压着嗓子说话。

薛暮桥：把“漏洞”改成“大门”

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。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令的条件下，大利大干，小利小于，无利不干。

蒋一苇：挺进，挺进

“壮志未酬”这几个字，是肺腑之言，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什么个人之计，无非想做点事以振兴华夏，但艰难曲折，难以想象。

访日归来

中国人领受欧风美雨是从日本开始的。遗憾的是，中国近现代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中断，一次次中断，一次次重来。

承前启后的结构组

事关“结构”，此前都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，农、轻、重比例关系来分析阐述。提出经济结构，具有极大的创新性。

光荣绽放的工经所

马洪和蒋一苇作为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两个方向的带头人，鼎力相助，成就大事。他们有足以服众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，联络和组合各路英才，形成智囊。

遥想“技术中心”当年

马洪开创了一条决策咨询的道路，超越条条块块，超越学科专业。把经济、技术、工程相结合，同时考虑制度因素，使前者不空洞，使后者不孤立。

“孙冶方奖”的精神

孙冶方基金奖属于大胆突破敢于创新的人。第一一不尚空谈；第二强调突破，第三勇于坚持真理。

徐雪寒：丹心雪寒

他错过了建立计划经济的历史，一跃为市场取向改革奔走呼号。他的头脑里，大概从来没有插入计划经济，早年和晚年，两段市场经济对接起来顺理成章。

新老交替：经济中心的投票

当时的中心是精干的，没有官僚层次的，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面对部长，甚至国务院领导。老年人有开放的胸襟。因此，它们才有了不起的工作量和影响力。

常识战胜愚昧：面向新技术革命的对策研究

一场全国性大科普运动，几乎成了认识世界、了解中国、发展科技的思想大解放。历史关头，朝野做出了选择：追随世界潮流。那是摧枯拉朽的力量！

杜润生：善待天地人

他说“我们欠农民太多”。农民穷，中国穷，农民古代化，中国不可能现代化，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，谁就是数典忘祖！

第二代（1920-1940）

体改委：改革的“中枢”

它一成立就迅速生根，发展一张横向纵向的网。政令一出，即可到达每个节点。

改革，从来不是口号，不是抽象的概念，是实施。

吸引外资：谁利用谁

“文革”时期，不要说向国外借钱，即使向国外买设备、都是卖国主义、爬行主义。

因此，要借外债，引进外资，阻力非常大，每走一步都是较量和博弈。

探索与选择：对南斯拉夫、匈牙利的历史性考察

20余年过去，匈牙利成为欧盟成员，完成了政党轮替，南斯拉夫已经分解，连这个国名也不复存在。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世人瞩目。再过20年又会怎么样呢？

刘国光：从标兵文章到双重模式

两种经济学在我身上交错并存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、劳动人民立场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，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。

完美的互动：胡耀邦与周叔莲的书信

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，他们竟这样汇合了。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种绝响。很难再见到这样完美的、亲切的、有效率的、对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互动了。

颐和园讲习班

这个有“黄埔一期”称号的“颐和园讲习班”，永远和激情、开创、突破联系在一起，化作一块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发展道路上的奠基石。

开讲西方经济学

如果不是在改革初起，那样大张旗鼓地讲西方经济学，中国会在僵化的思想体系中耽搁更久，改革开放，也全然没有思维的基础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符号。

东欧来风：布鲁斯

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。归根结底，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，人民大众的态度和反应非常重要。

东欧来风：奥塔·锡克

这是中国阳光灿烂的思想解放时期。波兰拒绝布鲁斯，捷克拒绝奥塔·锡克，中国向他们敞开了大门，表现出求贤若渴，力图改革的历史勇气。

东欧来风：科尔奈

在一个社会里，出产什么样的杰出人物，或者这些人物得以杰出，需要特殊的土壤，他们遥相呼应，在意识、理念、勇气和智慧的发掘程度上互相影响。

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：道口有道

必须与两个轨道相接：一个是国际经济和金融的轨，一个是中国改造既有体制的轨；要以非常思路，非常速度，办非常学校。

西天取经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最早的访问学者

黄范章、乌加培、赵人伟、吴敬琏是1980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负笈英美的4位。

历史选择了他们，他们也抓住了历史的机会。

1985：巴山轮之行

明确了改革目标是商品经济，改革的道路问题就显现出来了：是激进的“一揽子”，还是渐进？

《经济研究》：沉重的转型

我编《经济研究》没别的企求，只是想把自己当成一块砖，让后来的年轻人能在这块砖上平坦地走过去。

董辅初：守身为大

“保身”是不同流合污，不够！保身的人，可能丢弃原则，背弃真理，抛弃节操，守身是坚守节操。

对话1987

争取群众的理解，需要把经济学家在沙龙里议论的主题变成群众的语言；需要把改革的底交给群众，同舟共济，共同承担改革的欢乐和风险。

改革思路的碰撞

经济学的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，创新和争鸣是不可分的。只有在争鸣的学术环境中，集体的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
……

第三代（1940-1960）

1980年代，有一个特殊群体，它的主要人物是经济学家或经济工作者。从空间而言，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、月坛北小街、皇城根9号院一带：从人物跨度而言，上下三代。第一代，是像薛暮桥、孙冶方、马洪、蒋一苇等这一代，既是革命者，又是学者；既是马克思主义者，又不是教条主义者。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，当历史机会到来时，全身心投入，披荆斩棘，呕心沥血。第二代，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，诸如刘国光、董辅礽、孙尚清、吴敬琏、厉以宁、赵人伟等，他们年富力强，承担起历史使命，先是用正统理论阐释改革，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；继而补修现代经济学，呼唤市场取向改革。第三代，曾经是老三届，当过工人、农民、知识青年，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，又赶上上大学、读研究生，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，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，有创见，有合作精神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相继脱颖而出；从贡献而言，他们承上启下，将发自中国社会底层农民、工人、老百姓的自发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，转化成学术理论。他们为让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。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，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，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怎么能够起航？